作者：孤寂寒光
1978年，伊斯兰革命爆发。次年1月，巴列维国王仓皇流亡海外。
可就在两年前，巴列维依然认为自己的统治稳如泰山，即便此时美国政府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扶持的政权，为何会如此自信？
原因就在于，巴列维已经把伊朗打造成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王权国家。他相信，只要自己牢牢控制住国内，就没人能撼动自己的地位。
伊斯兰革命
卡特上台后，美国对巴列维政权其实已经越来越不满。
事情的起因，还是伊朗流亡海外的反对派和留学生。他们不断向联合国控诉巴列维政府，并在美国举行大规模示威，揭露巴列维长期关押十几万政治犯、秘密暗杀反对派、依靠特务统治国家等问题。
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卡特主打的竞选口号就是“人权”和“自由”，并猛烈批评共和党长期庇护海外右翼独裁政权。上台后，卡特政府立即把人权外交作为重要政策，并成立专门机构调查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自然成为重点对象。
巴列维虽然一直把自己包装成一位开明、仁爱的现代化君主，但他的国际形象早已一落千丈。就连一向主张维持美伊同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公开批评巴列维政府，认为其高压统治正在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
巴列维
更何况，卡特政府内部本来就聚集了大量民主党自由派人士，他们对巴列维政权没有任何好感。再加上卡特本人正是靠批评福特政府支持海外右翼独裁者而赢得选举，继续支持巴列维，等于打自己的脸。
可以说，此时巴列维在华盛顿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可即便如此，他依旧认为自己的王朝牢不可破。这种迷之自信，恰恰来自他建立的一整套高度集权统治。
巴列维名义上设有首相，但首相不过是国王的高级秘书，一切都必须服从国王意志，与今天议会制国家拥有实权的首相完全不是一回事。
巴列维时代的伊朗，本质上仍然是王权政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好歹还保留了民族党和人民党两个政党，装点一下门面。但这两个党完全就是摆设，成员几乎都是王室贵族、政府高官和国王亲信。
说白了，这种两党制甚至还不如北洋政府时期的议会。北洋议员至少还会根据各派军阀势力进行利益博弈，而伊朗这两个党，国王让谁当选，谁就能当选。
到了1964年，巴列维连这种表面文章都懒得做了，直接废除两党，改组为唯一合法政党——复兴党，并于1975年改名为新伊朗党。
这个所谓的新伊朗党，比旧中国的国民党还缺乏实际作用。国民党内部至少还有不少真正追随孙中山、相信三民主义的人，而新伊朗党几乎没有任何政治理念，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向西方证明伊朗也有政党、有首相，不是赤裸裸的君主专制。
与此同时，巴列维还非常擅长帝王权术。
他故意让文官、军队和安全部门互相制衡，彼此牵制，所有人都只能依附于国王，没有任何人能够坐大，更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
真正让巴列维的统治牢固的，还是他的秘密警察萨瓦克。
这个组织最初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原本是为了打击民族阵线等反对派，后来却逐渐演变成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
萨瓦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监控，一切被怀疑有反政府倾向的人，都可能遭到逮捕。监狱里长期使用电击、拔指甲、鞭打等酷刑，其残暴程度连联合国调查人员都公开提出批评。
正是依靠这种高压统治，巴列维相信自己的王朝已经牢不可破。
当然，他也知道卡特政府喜欢讲人权。为了堵住美国民主党的嘴，巴列维又象征性地搞起了所谓的政治开放。
他释放了一部分罪名较轻的政治犯，有选择地允许国际组织参观部分监狱，也允许国际观察员旁听部分政治案件的审判。
与此同时，他还放宽了部分新闻限制，让一些温和反对声音得以公开表达，就连霍梅尼等反对派人物，也获得了一定发声空间。
霍梅尼
面对外界质疑，巴列维甚至信心十足地表示：“他们并不使我感到害怕，我将继续前进。”
然而，他显然高估了了自己。
真正决定一个政权能否长期存在的，从来不是警察和监狱，而是社会基础。
此时的巴列维，几乎已经把自己的统治基础全部毁掉了。
对外，美国对他的耐心正在迅速耗尽。这种不满并不仅仅源于人权问题，更因为巴列维开始触碰美国最核心的利益。
20世纪70年代，国际油价持续上涨，苏联借助石油出口进入国力最鼎盛时期，美国却因越南战争元气大伤，国内陷入严重滞胀，急需中东盟友增加石油供应、稳定国际油价。
偏偏作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盟友的伊朗，却希望维持高油价，从中获取更大利益。
这等于直接和美国唱反调，也彻底耗尽了华盛顿对巴列维的最后一点耐心。
而国内局势，比外交更加危险。
巴列维王朝真正的统治根基，原本是广大的农村社会，以及依附其上的地主和教士阶层。
可偏偏是巴列维自己发动的"白色革命"，一步步拆掉了这座根基。
改革确实推动了工业化，也引进了大量西方工业设备，但与此同时，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涌入城市。
可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流入速度。许多人既没有土地，也找不到工作，只能沦为城市贫民和流浪者。
原本稳定的乡村社会，就这样被彻底打碎。更严重的是，巴列维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又急于推动西方式世俗化改革。
世俗化本身没有问题，但任何改革都必须结合本国社会现实。
伊朗毕竟是一个宗教影响极其深厚的国家。教士不仅承担宗教事务，还长期负责地方教育、司法和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的重要支柱。
巴列维却在没有建立替代体系的情况下，大幅削弱教士集团的地位。结果，就是把整个宗教阶层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白色革命
而教士阶层背后，连接着的是伊朗广大农村和基层社会。得罪了教士，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半个伊朗。
直到革命爆发前夕，巴列维仍然认为自己的统治坚如磐石。
他看到的，是遍布全国的警察和军队；而真正支撑一个国家的民心，却早已悄悄离他而去。
等到革命真正到来时，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王朝，只用了短短几个月便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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